翻开《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一个细节耐人寻味：从《管子》中的治国之问，到田间地头的生活谚语，中国典籍、诗词、典故屡被引用。细节背后反映的是理论的文化底蕴。习近平经济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文化根基问题绕不开。从文化根基入手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需要回答四个层层递进的问题：经济学的文化根基何以存在，传统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经济理论，文化根基如何支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自主知识体系从哪里建起。
经济学何以有文化根基
经济学不是价值中立的技术科学。在西方语言中，“经济”的本义是家计管理；而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经济”指经世济民。一个管“家计”，一个济“天下”，词源之别，正是文化预设之别。《尚书·洪范》首列食货，《史记》设立《平准书》《货殖列传》，《汉书》设立《食货志》，历代赓续。一部文献史，就是中华文明对经济问题的系统思考史。经济学从来不只是技术的集合，其对什么是好生活、什么是正当财富以及国家与人民是什么关系的回答，都蕴藏在文化的土壤里。
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原理表明，文化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既受经济基础决定，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党的百余年历史表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经济理论才能在中国扎下根来。中国的经济学，不仅要回答中国的发展问题，而且要讲出中国文化的道理。
这就要破除把经济学看作中性技术的误读。西方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个人本位取向，同样来自特定的文化土壤。问题不在有没有预设，而在预设是不是自己的。把经济学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没有文化立场的中性技术，正是“跟着讲”的认识根源；立起自己的文化预设，才是“自己讲”的逻辑起点。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经济理论的自信，同样建立在这份自信之上。
传统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理论
认识论的转身完成了，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积累的经济思想资源怎样融入现代经济理论？这里要先划清一条界限：贯通不是比附。比附有时是拿一句古语去装饰一个现代概念，“两张皮”终究贴不成一张；贯通是把传统智慧融入理论的血脉，使其在科学范式中获得新生。是贯通还是比附，判断的标准不在引用了多少古语，而在是否把传统智慧融汇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整体逻辑，使之获得当代的理论生命。循着这条机理，可以看到几条清晰的线索。
贯通发展的价值归宿。《尚书》讲“民惟邦本”，《管子》讲“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有若答鲁哀公问时反问“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论语·颜渊》）。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深度契合，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吟唱，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照进现实；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把富民理想化为制度安排。从“必先富民”到共同富裕，一线贯通的是发展的目的这个根本问题。
贯通经济活动的伦理规范。从孔子“重义轻利”的思想，到王安石“以义理财”，再到叶适“以利和义”，义利兼顾、富民厚生的经济伦理在千年论辩中日渐成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义利之辨提供了科学框架，习近平经济思想把这一智慧升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规范，既发挥市场激励财富创造的活力，又规范求利的方式。从企业家精神的文化涵养，到“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市场经济在中国有了正确的义利观。
政府与市场关系，是经济学的世界性难题。对此，中国古人早有深长思考。《管子》的轻重论，讲“散则轻，聚则重”，主张“以重射轻，以贱泄平”，内含宏观调控的雏形；司马迁则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下“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内含让经济活动顺其自然的治理之道。有为干预与因势利导，两种治理智慧对话了两千多年。习近平经济思想没有在任何一端止步，而是把二者综合起来提升至新的水平，提出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为解决这一世界性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
几条线索，指向同一个结论：根基，是传统智慧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化为现代理论的内在构造。
文化根基何以支撑创新
文化根基的支撑力，最终要落到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的生成上。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等，这些概念都不是从西方经济学的货架上取来的，而是从中国实践与文化深处生长出来的。
以新质生产力为例，可以看得分外真切。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一概念作了系统界定：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基本框架，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要素被置于数智时代中，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重要标志。框架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是新时代的。其锋芒所向，是传统增长方式难以为继的发展瓶颈。
“新质”二字，不是从域外术语中译来的，而是从中华文明的土壤中长出来的。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的品格使中华民族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主动拥抱技术革命。“新”与“质”并立，求新但不骛虚，使创新落在质优上、落在实体上，充分体现了文化根基是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的生成条件。
回望来路，从向苏联教科书取经，到引进西方经济学方法，再到新时代提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轨迹分外清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文化根基的挺立，使中国经济学从“跟着讲”转向“自己讲”。经济理论的自主建构，本质上是文化主体性在经济理论领域的确立。这是认识论层面的深刻解放。习近平经济思想所凝练的概念，既深植五千多年文明沃土，又直面当代中国的重大课题，因而既立得住、又传得开。
自主体系从哪里建起
根基已经探明，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路径随之清晰。首要的是提炼标识性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构建以各学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标识性概念带出概念群，概念群生成分析范式，分析范式支撑学科体系，这是自主建构的基本路径。
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的生成仍在继续。“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其中“投资于人”四个字，从文化根基处读，别有深意。中国传统文化讲“民惟邦本”，人是邦国的根本而非发展的工具。循此文脉，“投资于人”之“人”，不仅是生产函数中的要素，而且体现了发展的目的所在。其理论内涵仍在实践中不断丰富，深化阐释亦需从文化层面考量。
经济学的分量，最终取决于其能否回答所处时代的问题。“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是各门学科实现“自己讲”的共同方法论。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中国经济学必将形成反映中国实践、体现中国智慧、面向世界开放的自主知识体系，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系求是杂志社政治评论部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