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立足我国发展阶段新变化和国际发展环境新形势作出的重大部署，也是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战略任务。要立足国情实际，在总结发展经验中深化规律性认识，明确主攻方向，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国内与国际，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加快形成消费与投资良性互动、供给与需求高效适配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重要经验：优化发展导向、格局、结构

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纵览世界，经济强国一般都具备内需特别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强劲拉动力。对我国而言，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既要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内部可循环的独特优势，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中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又要在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的基础上，显著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更要以高水平开放持续提升全球影响力，承担与我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责任，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与国内经济发展阶段转换，党中央审时度势、科学研判，推动经济发展导向、格局、结构系统性优化和重塑，初步形成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为建设经济强国积累重要经验。

其一，推动发展导向转变，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在新的发展导向下，以重大战略、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工程等为抓手，不断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一方面，更加注重创新驱动。2025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提高到2.8%，创新指数排名上升至全球第10位；数字经济、新能源汽车等领域跻身世界领先水平。另一方面，更加强调量质齐升。在实现经济总量稳健增长的同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效显著，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30%，高技术制造业占比稳步攀升。“十四五”时期，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202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5.1%，发展的底色更绿、成色更足。

其二，推动发展格局重塑，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作为应对风险挑战、保障发展安全的关键支撑。2013年至2024年，内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93.1%。2025年，外贸依存度进一步下降，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十四五”时期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60%左右，比“十三五”时期提高10个百分点左右，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作用进一步凸显。

其三，推动发展结构优化，破解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一系列重大战略深入实施，中西部经济增速连续多年快于东部，人均GDP差距持续缩小，优势互补的空间布局初步形成，区域发展更趋协调。同时，城乡融合纵深推进，2025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9%，新型城镇化提质增效，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2024年的2.34∶1，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机制不断健全。

其四，推动开放能级跃升，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在巩固开放优势的同时，将服务业作为高水平开放的重要着力点，金融、电信、医疗等领域开放范围持续拓展。稳步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自贸试验区提质扩围至22个，海南自由贸易港实现封关运作；出台外商投资法，持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推动自主开放、单边开放进程，对所有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实施零关税，对70多个国家实行单方面免签或全面互免签证。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明显提升，货物贸易规模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位，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大引擎。

重要任务：从三个维度协同发力

强大国内市场，既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也是大国经济优势所在。未来5年至10年，我国将处于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历史窗口期，有条件在释放经济转型升级蕴藏的巨大增长潜力中建设以新发展模式为支撑的经济强国。实现这一战略目标，需从补齐消费短板、做强服务贸易、积极扩大进口三个维度协同发力。

从补齐消费短板看，要精准发力形成供给和需求的良性互动。一是建设以“中国制造+中国消费”为特点的超大规模市场。据相关测算，2024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近30%，最终消费占全球消费比重为13%左右。初步估算，若后者达到前者水平，将新增不少于10万亿美元的消费市场。如果形成供需双强的超大规模市场，其全球影响力将进一步提升，以中国大市场为世界带来更为广阔的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二是以服务型消费为主导拓展市场广度深度。2025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达到46.1%，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未来10年，我国将处于服务型消费的快速增长期。到2035年，若我国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提升至55%以上，将释放巨大消费潜力。进入人工智能高速发展时代，物质型消费与服务型消费的融合将成为一个大趋势，并由此催生大量新业态、新模式，为建设经济强国注入强劲动力。三是提升居民消费率。2024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39.9%，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10个至30个百分点的差距。到2030年，居民消费率有条件提升至45%左右，到2035年进一步提升至50%以上。届时，我国居民消费市场规模将可能达到110万亿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提升，内需主导、消费拉动更为定型。

从做强服务贸易看，要以提升国内市场运行效率为重点实现内外市场联通。服务贸易是一国经济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也是连接内外循环的“润滑剂”和“黏合剂”。当前全球最终产品价格中，服务环节增值超过60%。发挥服务贸易的引擎作用，推动其占比不断提升，是建设经济强国的必然要求。2024年全球54%以上的服务贸易实现了数字化交付，而同期我国这个比重相对较小。目前我国数字贸易发展的市场需求、技术供给、企业主体等基础条件已基本形成，有条件推动数字贸易强劲发展，实现到2035年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额占比提升至50%以上的目标。做强服务贸易、建设服务贸易大国依赖制度型开放的突破。在这一过程中，既要积极布局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一体化，对标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形态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又要进一步缩减全国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加快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与国际对接。

从积极扩大进口看，要在显著提升中国大市场的全球吸引力和影响力中增强经贸规则制定话语权。2025年，中国进口规模达18.5万亿元，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建设经济强国，需要有竞争力的出口，也需要进口规模提升，促进贸易平衡发展。这既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助推器”，也是倒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催化剂”，更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任务。在实践中，可依托相关平台和市场建设，提升“中国价格”的全球影响力。在积极扩大进口、建设进口大市场过程中吸引集聚优质要素。比如，实现从“引资”转向“选资”，补齐产业链短板；积极搭建科研平台和跨国企业研发中心，筑起全球人才蓄水池；依托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完善的产业配套，吸引全球科技创新成果落地转化；等等。发挥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在带动国际经济循环中的重要作用，主动扩大面向东盟等地区的能源产品、优质消费品及相关服务进口。

重要举措：用改革办法破解发展难题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供强需弱的结构性矛盾。必须以深化结构性改革为重点，在投资与消费、城市与农村、政府与市场的协同发力中，为建设以新发展模式为支撑的经济强国注入强劲动力。

第一，理顺消费和投资的关系，在扩大有效需求中实现供需动态平衡。消费是经济循环的终点，也是新的起点。适应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从物质型向服务型升级的大趋势，必须推动投资重心转向人、物兼顾，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更好破解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矛盾。未来若以数十万亿元乃至百万亿元资金“投资于人”，保障和改善民生，将促进形成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长效机制，使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同时，要以消费升级倒逼投资结构优化。适应消费结构升级对投资体制提出的新要求，大幅放开医疗、健康、教育等服务业市场准入，支持引导内外资进入民生短板领域，以高质量供给激发和创造有效需求。

第二，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在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中释放巨大内需潜力。当前，我国总体上进入工业化后期，但城镇化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据测算，我国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每年可以新增2000多亿元的消费需求。到2035年，若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升到65%左右，将形成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动力。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关键在制度创新。要统筹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使进城农民在城镇落户安家、稳定消费。稳妥有序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优化人口和产业空间布局。在不增加居民负担的前提下，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可考虑加快建立起城乡、区域间标准大体相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第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优化营商环境中增强国内市场活力。一方面，以明确职能边界为前提，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要厘清权责关系，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激发地方政府在营造环境、投资于人、提振消费等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合力。另一方面，以市场化改革破除要素流动壁垒。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推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改革，实现各类经营主体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深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强化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以制度型开放提升国际竞争力，将服务业开放作为重头戏，在内外市场规则衔接中增强国内市场的全球吸引力。

迟福林系海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