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4月9日，国家外国专家局的前身“政务院专家工作局”正式设立。70年来，从大批苏联专家来华援建，到改革开放后的“引进国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设”，再到现在的“绿卡直通车”，中国人才引进与交流的步伐始终没有停下。   

援华十年

1949年，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苏联。回国时，200多位苏联专家随行来到北京。在周恩来提议下，1953年政务院下设专家工作组，由伍修权、齐燕铭、杨放之、钱俊瑞、马列、张行言、赖祖烈等九人组成。同时，设“专家工作办公室”和“专家招待事务管理局”，作为工作组办事机构。杨放之兼专家工作办公室主任，吴凡吾任副主任。办公地点就在中南海西花厅旁，周恩来早起到湖边散步，从办公室就能看到。

初期，一些专家没有受到足够重用，坐了“冷板凳”。1954年3月24日，周恩来专门召集部长会议，政务院所有部门参加。他在会上点名批评了一些部门，要求以后每半年写一次报告，汇报工作情况。这次会上，他还提出成立专家工作局，把这项工作统一起来，由他和时任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负责领导。

1954年4月，政务院专家工作办公室与专家招待事务管理局合并，成立政务院专家工作局，后改称国务院外国专家局（以下简称“外专局”），由杨放之担任局长。

“一五”期间，苏联援建156项重点工程，对苏联专家工作的重视被提到空前高度。中苏达成了几条聘请原则：每年一聘，只聘请急需的专家，可请可不请的不请，专业重复的不请，国内专家自己能解决的不请。先由外专局会同教育部等部门提出计划，送苏联总顾问办公室，总顾问办公室经过调研后再与外专局一起敲定名单。那一阶段，北航、哈工大等单位聘请尖端专业专家，苏方派出的专家基本上都是一流的或专业很强的。

按中苏间合作协定，中方支付的费用分两部分：一部分为支付给专家的工资，每月折合人民币500—600元；另一部分则为支付给苏联政府的补偿，每人每月1500—3000卢布。此外，专家的工作和生活、家属就业、孩子入托等细节，外专局都要过问。

1950年至1960年，苏联先后向中国派出经济和文教专家12215人。其中1956年是人数最多的一年，达3113人。此后，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苏联来华专家大幅度减少。1960年7月，苏联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

1960年8月16日，周恩来以个人名义在人民大会堂为苏联专家举办告别宴会。周恩来没有让外专局代拟祝酒词，而是即席讲话。他充满感情地说，“我们彼此的心是永远在一起的”，相信以后还会见面的。很多来宾热泪盈眶，都表示还会回来的。

此后，在京外国专家一度缩减到只有一百多人。中方通过中联部请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推荐专家，并请一些国际友好人士帮忙，同时从华侨和外国专家家属中选了一些人，报国务院外办批准享受专家待遇。

友谊宾馆里陆续住进了来自阿尔巴尼亚、民主德国、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来自拉美一些国家的专家，不过人数远远不能和当年相比。外专局的工作重心也转移了。“文革”期间，大批外国专家被辞聘，最少时只留下59人。外专局也面临被撤销的困境。1978年6月，外国专家局恢复工作，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格里希效应”

1983年7月8日下午，邓小平邀请副总理万里、姚依林，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国家计委主任宋平在家里谈话。他说：“搞现代化建设我们既缺少经验，又缺少知识。要利用国外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这是一个战略问题，请姚依林等成立一个小组，赶快抓”。外国专家工作就此按下加速键。

邓小平“七八谈话”后，中央书记处召开专门会议，作出“引进国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设”的决定，提出要“千方百计地把海外可以利用的智力资源吸引到我国四化建设中来”。9月7日，中央引进国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后改称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小组下设办公室作为办事机构，即“中引办”。

1984年10月，武汉与联邦德国杜伊斯堡市结成了友好城市，武汉市希望通过该市邀请一批德国技术专家来担任国企技术顾问。受德国退休专家服务局派遣，63岁的发动机制造和铁芯技术专家、曾担任厂长的威尔纳·格里希来到了武汉柴油机厂。

初到中国，很多景象都让格里希感到费解。武汉柴油机厂每年都要遭一两次大水，机器泡在水里，生产停顿，损失难以估计，为什么年年如此却没人着急？工厂里废铁成堆，长满青草，为什么不收集起来炼钢，既节约资金又美化环境？他写出了26万字的咨询意见，核心是明确岗位责任。他毛遂自荐，提出如果让他当厂长，可在现有设备条件下改变工厂面貌。

格里希（左）1984年11月应聘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任用工程师文远海（右）担任该厂总工程师。

11月1日，格里希走马上任。不久，新华社两位记者来厂里采访这件改革新事，写了一篇题为《洋厂长的“三斧头”》的报道。文章写道，上任20天来，格里希按照厂长负责制的权限，对工厂积弊连砍了“三斧头”。全厂生产面貌开始改观，零部件一次合格率由85％提高到92％，装机由过去每小时30台增加到50台。

“洋厂长”的第一斧头砍在了涣散的劳动纪律上。格里希规定，不论干部还是职工都不得迟到早退，厂长应该第一个到厂，车间主任应该第一个到车间，工人们上班时懒洋洋步入厂门的情景不见了。第二板斧砍在了混乱的管理上，要求厂领导改变坐在办公室里瞎指挥的工作作风，90％的时间要深入生产第一线。第三板斧则砍在了“关系网”上，鉴于厂里多次发生质量事故，他要求开除失职的副总工程师和检验科长。后在厂党委建议下，改为将二人解除职务，调离该厂。另一方面，格里希很关心职工生活，对因公负伤的工人会登门慰问，还建议把女工调离重体力车间。民意测验显示，95％的干部职工都拥护他当厂长。

此后，格里希的聘期延长到两年。其间，该厂柴油机气缸杂质从5600毫克下降到100毫克以内，废品率由超过30％下降到10％以下，产品使用寿命由3000小时增加到6000—8000小时，年出口量达5000台，创汇超百万美元。那时全国皆知，武汉出了个“洋厂长”。11月，格里希任期结束，返回德国。为表彰他作出的贡献，联邦德国政府授予他联邦十字勋章。

“格里希效应”带动了引智工作。各地陆续引进了“洋厂长”“洋顾问”。1985年11月，外专局印发了改进工作的意见，提出与外国专家的日常往来不必事事请示，本单位人员访问专家免予登记。1978年全国聘请专家计划名额为608人，实际只请到300多名。到1988年底，全国聘请专家计划名额达2328人，此外还有1400多名外教。

1997年，来华的外国专家达15000多人，是1980年的25倍。改革开放40周年时，格里希与松下幸之助、大平正芳、李光耀、萨马兰奇、斯蒂芬·佩里等10人获颁中国改革友谊奖章，格里希被称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位‘洋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