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7月，邓小平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同苏联共产党代表团举行会谈，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到机场送行。

从新中国成立到苏联解体，中苏关系经历了同盟、恶化、缓和、正常四个阶段，邓小平都深度参与其中，并始终坚持维护国家利益、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原则，在中苏博弈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展示出其特有的外交风采，展现了其对世界大势的敏锐认知以及纵横捭阖的外交艺术。

反对霸权主义，坚决摆脱苏联控制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发展得到苏联共产党及其实际领导的共产国际的支持帮助，邓小平对苏共及其领导人一直怀有尊敬、学习的态度。但随着传统社会主义弊病日渐凸显，邓小平发现盲目学习苏联行不通。1955年底，中国共产党提出“以苏为鉴”。由此，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程中，逐渐由盲目跟随苏联转变为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新路。

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时任苏共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发表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演说，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造成极大混乱，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共产党的一些观点和做法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对此，苏联表示不满，并且随着其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愈演愈烈，开始干涉中国的内政外交。邓小平认为苏联“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必须坚决“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1956年到1966年，中苏双方对意识形态、时代主题、国际外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等问题有不同认识，并围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建设具体问题展开了大论战、大辩论。邓小平深度参与其中。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批评苏共的文件是由邓小平主持起草修订的；另一方面，邓小平是中苏直面论战的中方代表。1960年11月10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赫鲁晓夫率先发言攻击中国。11月14日，针对赫鲁晓夫的攻击，邓小平公开指名与赫鲁晓夫展开争论。他在会上指出，任何一个党都不应当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都不应当以“父子党”的态度对待兄弟党。邓小平的发言表明了中国遵循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原则的态度和底线。1989年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

1975年9月18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向邓小平提出中苏是否有一天会和好的问题。邓小平回答说：这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才是可能的，即苏联放弃社会帝国主义政策，改变社会帝国主义的性质。也正如他所言，在苏联放弃霸权主义强权外交政策后，邓小平主导缓和了中苏关系。

多措并举，掌握中苏关系主动权

邓小平最重要的外交成就之一便是促成结束中苏20多年的对抗，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1979年中国决定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满后不再续约，标志着中苏同盟关系结束。历经十年的马拉松式的谈判磋商，中苏双方关系逐渐走向缓和。邓小平在这一过程中坚守原则、主动出击、多措并举，掌握了中苏关系的主动权。

1982年3月，勃列日涅夫发表演说时，对华态度有所缓和。邓小平捕捉到勃列日涅夫讲话的话外之意。然而世事难料，11月勃列日涅夫去世了。邓小平抓住机会，派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黄华作为我国特使到莫斯科参加吊唁活动。勃列日涅夫的去世拉开了“葬礼外交”的序幕。1982年到1985年三年间，苏联接连有三位领导人去世，中国皆派代表参加葬礼。这些外交活动打破了中苏关系因多年对立形成的坚冰，双方从对抗走向合作。

在国际社会中，邓小平也多次强调中国愿意在坚决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同时，与苏联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新型外交关系，向苏联传达愿意改善关系的信息。1982年9月中下旬，邓小平在访问朝鲜期间同金日成谈到中苏关系问题。他说，我们同苏联接触主要是要使两国关系正常化。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时，请他给戈尔巴乔夫带口信，明确表达了希望中苏领导人会晤的想法。1988年12月2日，邓小平对日本客人说，中苏两国没有理由不改善关系，中苏之间像50年代那种“同志式”“同盟式”的关系已经过时了，现在需要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确定新的中苏关系。

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也是当时苏联所愿，正如邓小平指出，“改善中苏关系，现在苏联比我们急，它的日子也不好过。”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进行了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并与邓小平会晤。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会晤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标志着中苏关系的正常化。   

维护国家利益，适时改善中苏关系

邓小平始终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同时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和根本利益。以此为基础，邓小平调整中国外交战略，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使改革开放获得世界的认同和赞赏。

邓小平适时改善中苏关系的主张是有前提、有原则的。苏联在中亚、东亚的军事活动严重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在蒙古国和漫长的中苏边界线上陈兵百万；1978年支持越南武装侵略柬埔寨；1979年又出兵阿富汗。对此，邓小平指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是消除三大障碍，苏联要劝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苏方要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撤军，从阿富汗撤军。邓小平强调，“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是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只要这个问题消除了，我愿意跟戈尔巴乔夫见面”，“我早已经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务。我是决心不出国的了。但如果消除了这个障碍，我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相信这样的见面对改善中苏关系，实现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很有意义”。经过长期磋商，苏联同意促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撤军，把驻在阿富汗的苏联军队撤回国内。这既体现了邓小平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国家利益的原则，也体现了他胸怀天下、崇高远大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