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原名训恩，字彦及，1890年生于浙江省慈溪县西乡官桥（今属宁波市江北区），是蒋介石在大陆时期最倚重的幕僚，素有“领袖文胆”之称。最近，台湾“民国历史文化学社”出版了《陈布雷从政日记》（14册），日记起自1935年3月1日，截至1948年11月11日，内容多涉及国民政府决策及中枢要人动态。西安事变是改变近代中国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陈布雷当时身兼侍从室第二处主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副秘书长二职。日记作为一种历史材料，具有即时性、连续性、私密性等特点，可以帮助研究者最大程度重返现场。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了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于一身的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八项政治主张，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由于西安对外联系一度中断，南京最早是从洛阳方面获得惊人消息，巩洛警备司令祝绍周报告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朱培德、军政部长何应钦：“西安发生事变，真相不明；委座在西安在临潼尚不明了。”大约中午前后，南京中枢政要圈开始炸锅，陈布雷顿时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西安有兵变，余处未得消息，心极不安，遂将工作搁置”。

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变得明朗起来。“八时归寓，知西安事扩大”，陈布雷急赴何应钦官邸打听消息，“如此奇变，真出意料之外，予身为侍从人员，适在后方，未能患难相共，此心何以自安”。11月底，蒋介石在洛阳准备入陕视察“剿共”军事，陈布雷因为腹泻不止，“有病之躯不宜同行”，获准返回南京留守。据同时回京的第五组秘书张彝鼎回忆，12日下午，陈布雷处惊不乱，嘱其联系山西省政府前主席徐永昌，商请阎锡山规劝张学良勿走极端，阎氏随即表示“西安变起非常，我辈自当协力共维大局”。

当天深夜，位于南京丁家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灯火通明，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对张学良严厉制裁，行政院由副院长孔祥熙负责，指挥调动军队之权归何应钦。会议结束，陈布雷回到家里已是第二天早晨5时许，朦胧入眠，醒来“头痛如裂，不复能顾矣”。几乎与此同时，孔祥熙、宋美龄从上海乘坐夜班火车返抵南京，顿时成为盱衡全局的焦点人物。陈布雷闻讯，“遂至孔宅往候，作短笺问介公（蒋介石）起居，托端纳君携陕面呈”。

所谓“端纳君”即澳大利亚人端纳，曾经担任张学良顾问，同时又与蒋介石关系密切，应宋美龄之邀，飞赴西安充当和平使者。南京提出强硬主张，宋美龄救夫心切，一时感到难以接受：“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感其措置太骤。”14日晚上，端纳发回“平安”电报，同时转达张学良希望孔祥熙、宋美龄赴陕会谈的诉求。站在南京立场，西安应该立即无条件“释蒋”，而非对中央有所要求，遂决定双管齐下，“剿抚”兼施。16日，中央政治委员会“决议推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由国府下令讨伐张学良”，空军开始轰炸陇海铁路渭南至华县之线。

陈布雷寝食难安，“胃呆不思食”“焦思无策”，尤其对明令讨伐、轰炸一案，不敢苟同，并对宋美龄要去西安，同样充满疑虑。青年党领袖左舜生意见与之相左，“目前大体上看来，宣布张、杨罪状加以明令讨伐，在政府体制上却有其必要。宋美龄前往西安探视，可缓和紧张情势，只有好处，绝无危险”。陈布雷半信半疑，连日失眠，一度“周身发冷”，日记中频现“倦疲之至”“头痛心跳并作”等语。

张、杨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东北军和西北军分工明确，前者负责临潼“抓蒋”，后者包围西京招待所，拘留跟随蒋介石来陕的南京政府要员陈诚、蒋鼎文等人，并对中央宪兵团等驻陕单位解除武装。虽然事先部署尚属周密，但枪声一响，子弹无情，人员伤亡当然不可避免。党史会主任邵元冲被西北军开枪击伤，送到医院伤重不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被东北军击中背部，顿时血流如注；第三组组长蒋孝先主管警卫工作，在北平时做过宪兵团长，曾有弹压东北籍流亡学生的行为，被拉到僻静处枪杀；速记文书萧乃华不明真相，拔枪抗拒，身中数弹跌落水沟而亡。

西安事变之初，各方消息异常混乱，陈布雷并不确切掌握侍从室同人伤亡详情，如钱大钧，只是听说他受伤，具体伤势如何完全一团雾水。

12月18日，蒋鼎文得到张学良许可，携带蒋介石亲笔手函，飞抵南京传达“暂停轰炸三日”指示。陈布雷闻讯，来不及吃午饭，急至孔祥熙家中了解真相，“晤谈后始知孝先、乃华均殉难，元冲兄噩耗亦证实，悲悼何极”。19日，财政部长宋子文飞陕斡旋，陈布雷前往机场送行，郑重握手而别。下午，南京天气转寒，雪越下越大，陈布雷“概念时局，忧心忡忡，又以侍从室同人殉难者固极惨烈，且多数安危莫卜，悬念无已”。

翌日见雪为晴，侍从室第一组组长莫我若从洛阳发来电报，据端纳所言，“宋部长已与委座晤及，西安情势亦和缓，委座近况较前更为安健，日内或可安全回京”。陈布雷即赴中央政治委员会，交代僚属置备花圈致送邵元冲家属，旋即亲往童家巷玄圃吊唁。“元冲奔走革命近三十年，此次赴陕，全为策应绥远战事而往，竟罹非命，及此横祸，宜为全党所悼痛，不仅同学关系，有气类凋零之感也”。原来，陈布雷与邵元冲浙江高等学堂同学，交谊非同一般，难掩悲痛之情，跃然纸上。

蒋鼎文带回西安第一手资讯，蒋孝先、萧乃华等人的死亡信息很快见诸报端。陈布雷内心极为焦虑：“今日报上把孝先、乃华秘书遇害之消息均已公布，对其家属不可复秘。孝先夫人怀孕九月，即将临盆，闻此惨耗，至为可忧。乃托荻浪夫人前往照料，并派周、许两秘书代表前往其家慰视，乃不令知真已被戕也。”荻浪夫人系指汪日章（字荻浪）妻子，汪时为侍从室第二处第四组组长，与蒋孝先同为宁波奉化人。委托同僚女眷出面安慰，于情于理，可谓用心良苦。

经过宋子文的前期协调，宋美龄决定于22日登机飞陕。陈布雷对此依然保留意见，“日前屡屡谏阻，然其意甚坚，不可复止，奈何奈何”。机场送别，众人久久不愿散去，直到飞机从天空中渐渐消失，仍感痛泪下，顿足叹息不止。

在各方努力奔走之下，西安事变最终以理性的方式走向和解。12月25日，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宋美龄飞离西安，临上飞机前，蒋对张说：“你还是留下吧，你去后东北军无人统领，再说这时候去南京你也诸多不便。”往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张学良坚持“好汉做事好汉当”，从此遭到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软禁。

蒋介石等人下午4时离开西安，南京方面接到消息已是华灯初上，陈布雷回到家里，电话铃声响个不停，“均谓委员长已抵洛阳矣”，再往何应钦公馆询问，“知完全属实，不禁悲喜交集”。26日中午，蒋介石的专机徐徐降落南京通济门外机场，透过簇拥的人群，蒋向陈点首示意，“嘱即至公馆相谈”。陈布雷“遂回军委会，入官邸晋谒”，只见蒋介石面容憔悴，躺在床上直呼腰痛不已。“命余就旁座，口述在陕对张杨训话要旨，另授余草稿一纸，嘱即修改补充”。陈布雷一头扎入文案工作，连续代蒋拟写“致各地同胞电”“鼓励绥远前方抗日将士电”“上中央国府引咎辞职呈文”等等。国民党召开中常会，不同意蒋辞职，准给假一个月，藉资调摄，假满即行视事。

1937年1月2日，蒋介石返回故里——奉化溪口，陈布雷奉命随行，几乎形影不离。7日，蒋专门口述西安事变经过情形，并把半年来之日记交给陈阅读。“居溪口一月，寓慈庵，侍蒋公左右，遇文电之紧要者，常持原件以口头诵述，请示决定办法而办理之”。陈布雷日记还透露，因为慈庵房间不够分配，溪口之行未携秘书同住。

2月初，蒋介石精神仍未全复，获准续假两星期，转往杭州静养。陈布雷照旧同行，负责代笔撰写《西安半月记》。据陈布雷外甥翁泽永说法，蒋介石在西安满口承诺“停止内战”，事后却要把接受张、杨要求的过程篡改为大义凛然的“领袖”训话。舅父“感到这是对他那一支笔的最大耻辱，他无处泄愤，只好在家人面前发火出气，拿着手中的狼毫笔，在墨盒中狠戳”“舅母急得奔告我的母亲（五妹若希）去劝说，舅父还是暴跳如雷，‘你们不懂，写文章当然有难易，但叫我全部说谎话，怎能不动肝火’”。

但从陈布雷日记来看，似乎并没有太多负面情绪。2月10日，“午后小睡至三时起，着手起草西安半月记，继续搜集参考材料，甚悔在溪口时不早为之”。11日，“继续起草西安半月记，自十二月十二日起，逐日记之。蒋先生口授之材料，悉以加入，惟于询答之语觉着笔最难，以文言传神不易也”“午后小睡不成眠，头晕未止，强起工作，至六时卅分约成十分之八以上”“至九时完成，全稿长一万二千言，于西安事变之开始及蒋先生脱险回京之种种经过，阅之可得其大概矣”。

光阴如梭，西安事变已经整整过去80多个年头，张学良、杨虎城以其个人的巨大牺牲，加快促成了国共之间的妥协，为进行全面抗战奠定了政治基础。

陈布雷日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事件发生以后，南京方面应对措置的台前幕后，以及善后处理过程中不为人知的一些细节，对于后人研究西安事变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冯杰系民革浙江省委会理论研究与学习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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